大多数人初识梁建章，是关于他的两重身份，天才少年和商界传奇。13岁时以电脑小诗人闻名，复旦大学少年班毕业后赴美留学，21岁获佐治亚理工学院电脑系硕士学位。在硅谷工作多年，30岁回国创办携程，并在4年后带领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

但近几年，提到梁建章，绕不开的是两个字——人口。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中国企业家，像梁建章这样执着于人口问题。从2012年出版的《中国人太多了吗？》到人口经济学著作《人口创新力》，再到人口科幻小说《永生之后》，十余年间，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的微博、专访、演讲等发声渠道，几乎都被人口所占据。

人口与创新是目前中国的两个关键命题，很多经济学家忽略了人口崩塌的最大危害是削弱未来中国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生育不只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议题，它还与个人选择密切相关。

在新书《创新主义》中，梁建章将人口和创新联系到一起，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国家创新力模型。人口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有何影响？国家创新力为何取决于人口？我们又该如何降低生育成本，提振民众生育意愿？让我们跟着梁建章一起探究人口问题的背后真相，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

人口危机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

目前世界的人口总数大约是80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将告别人口高峰期，世界人口将呈现下降趋势。印度人口在2023年已经超过中国，其生育率也已经略低于更替水平。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预测，印度人口峰值将出现在2064年，而世界人口将在2085年达到104亿左右的峰值，之后将会停止增长甚至下降。

中国快速发展起来，得益于在发展中国家里最大的人口规模跟市场规模。但用人口数据对比世界人口就会发现，1950—2019年，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比中国快。虽然1950—2019年中国人口从5.5亿增加到了14亿，增长了1.5倍，看起来增速很快，但同期的世界人口从25.4亿增加到77亿，增长了近2倍。近200年来，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不断下降——

年份	中国人口（亿）	世界人口（亿）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
1820	3.2	10.4	31.3
1950	5.5	25.4	21.6
2000	12.6	61.2	20.6
2023	14.2	80.2	17.7

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而世界人口红利也即将结束。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全球经济增长将面临巨大挑战。

人口与创新

人口对创新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者的数量就越多。人口结构对创新力也有影响。年龄结构合理的社会，创新力更强。第三，人口流动性对创新力也有影响。人口流动性越强，创新思想的传播就越快。

梁建章提出，国家创新力取决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性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国家的创新能力。

其中，人口规模是基础。没有足够的人口，就无法产生大量的创新者。人口结构合理则意味着有足够多的年轻人，他们在创新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人口流动性则能促进创新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人口规模下降、人口结构老龄化和人口流动性受限的挑战。这些挑战将对中国的创新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中国不采取措施应对这些挑战，其创新能力将下降，经济增长也将放缓。

如何应对人口危机

应对人口危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降低生育成本
• 提振民众生育意愿
• 吸引和留住人才

降低生育成本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实现：

• 增加育儿假和产假
• 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托儿服务
• 降低教育和医疗费用

提振民众生育意愿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实现：

• 改变社会风气，营造鼓励生育的氛围
• 提高女性的地位，让她们在生育和事业之间做出平衡
• 提供灵活的就业模式，让父母更容易兼顾家庭和工作

吸引和留住人才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实现：

• 提高教育水平，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 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吸引人才流入
• 改善生活环境，留住人才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中国可以应对人口危机，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结语

人口危机是比想象中更严重的问题。中国需要采取措施应对人口危机，否则中国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将会受到影响。降低生育成本、提振民众生育意愿、吸引和留住人才，是应对人口危机的三大关键。

梁建章在《创新主义》中提出的国家创新力模型，为理解人口与创新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框架。中国如果能充分利用国家创新力模型，将能够应对人口挑战，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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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育线低于国际警戒线，这意味什么？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3，低于国际社会通常认为1.5的警戒线，被认为有跌入低生育率风险的可能。低生育率风险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老龄化，意味着社会的生产力劳动力可能会不足，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意味着年轻人思想潮流的一种改变。这种改变带来的社会问题不可谓之小，因为人口一旦减少，对于社会总体的结构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引起足够重视的同时，也需要夹杂几分理性来看待

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是个世界普遍问题。如果全球人口第一大国都如此焦虑生育率问题，那么美欧日本韩国等该怎么活呢？

对于全球人口危机保持警惕没有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大而维持时间长，成为吸引全球资本，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力。如果出生率下降过大，人口红利消失过快，经济就会出现一时难以承受的情况。如果生育率跌破国际警戒线那就更应该注意了。

在生产力中，最重要的还是劳动力。生产资料需要人或者人类创新出的生产工具去开采生产；生产工具设备，同样离不开人的创造。 一个历史发展规律是，在一个国家刚刚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走向中高收入社会时，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普遍规律。

社会福利提高，民众收入增加，年轻人喜欢多玩几年，不想过早生孩子被束缚在家庭。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一个在欧洲几十年的朋友谈到欧洲出生率下降太厉害了，人口老龄化比其他地区严重很多。欧洲超级保障能力的社会福利，养老保障，使得年轻人根本不想很快生育，一直玩到三十多岁，结果想生育了又生不出来。

中国与欧洲相比包括社会保障等正在快马加鞭健全。整个城市吃穿住行用成本都高一些，一定程度存在不敢结婚生育，孩子入学入托成本负担重，医疗养老保障需强化，住房等成本负担不起等等对生育制约很大的情况。

这个现象是多年积累的，解决起来也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过于急切刺激生育，甚至揠苗助长，或可能带来另一些问题，必须予以警惕。其中之一就是加重家庭与社会成本负担。

人口将进入负增长？催生不行后专家提出什么新方案？

“多子多福”和“养儿防老”是上个世纪许多老人的传统观念。很多家庭都认为，多生一个，就能让家族富裕起来，因此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家庭，都会有一些弟兄姊妹。然而，随着子女的增多，家庭承受的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大多数子女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越生越穷”。但是，我们曾经为人口增加而担忧的地球，现在又要面对人口不断下降的问题，这是谁能料到的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出生率在2021年只有7.52个百分点，而净增加的人口只有780,000，是43年来的最低水平。

为何催生无果后，人口出现负增长？

当地的数据也随着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1年的人口数据。《第一财经》报道，直到今年的4月3号，二十三个省份公布了2021年的生育数据，其中有四个省份去年新增了超过500,000人；在出生率方面，全国只有2个省份超过1%,9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减少，如河北、江苏、湖南、湖北、山西、重庆、内蒙古、上海、黑龙江、江苏、湖北、湖南、内蒙古、山西。

实际上，自从2016年1月1日实行二孩政策后，近年来的人口净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从900万下降到2021年的48万，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对于这些下降现象，有一些下三种原因。

原因一：高房价的重压

对都市青年而言，房屋很重要，它是家庭的标志，关系到他们的婚姻、子女的教育、城市的福祉。而且现在的房价还很高，一套房子的价格都在一万多块钱，这也就意味着，现在的年轻人至少要一百万以上才能买到一套房子。许多年轻人由于没有钱买房，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等到有钱了就被迫“晚婚晚育”。

原因二：育龄女性比例下降

最佳育龄妇女年龄一般在20-34岁之间，2020年比2010年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约1517万人，育龄妇女已不足1.46亿人，男性多余女性，离婚率提高，多种因素之下，导致女性对生育有了更多抵触。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在城市里的压力也很大，他们大多都有工作。但是大部分工作对于妇女有严重的苛待，生育和工作只能二选一。

原因三：都市养育子女的压力更大

现在子女的教育费用很高，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工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需要人才。因此，许多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小学起就必须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而这些培训班的学费都是非常昂贵的；还有很多父母，花重金购买昂贵的学区房。因此，就算是有钱的人家，也不想要太多的孩子。

专家提出解决方案，父母们都同意

在一篇《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的论文中，经济学家任泽平提出了一种解决低生育问题的五点方法。任泽平说，生育是一个很难提升的障碍，关键是政策支持不够、育儿成本高、生育环境差、生育成本高，现在三个孩子全面放开，这五个措施很可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国外鼓励生育的经验，主要从保障假期、经济补贴、托幼服务、妇女就业等四个层面分别进行。任泽平的提议，也得到了很多家长的支持，因为这意味着生育子女的家庭压力将会减轻，从六月份开始，到七月初，全国有13个省份先后优化生育政策。

面对目前严重的人口问题，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家长们的认同：例如梁建章，二孩的房子七折，三孩的五成。马光远，一位独立的经济学家，认为要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系统，这样可以减少儿童的入学费用，并在医院内实施所有的医疗保险；经济学者任泽平也提出，应该对多孩的家庭进行税收、购房补贴等政策，同时也要减少父母抚养子女的负担，增加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数量，同时减少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开支，以解决生育问题。

现在的催生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最好的激励措施，因为只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解决。

No future, no kids？年轻人选择不生育与气候环境有关吗？

生孩子你需要考虑什么？经济状况，个人意愿， 社会 福利？ 一项新的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把气候变化的深刻 社会 影响作为决定是否生育的因素之一。 亚利桑那大学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萨布里娜·赫尔姆说：“对很多人来说，生孩子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如果你因为气候变化而担心未来，那显然会对生育率产生影响。 这篇名为 “No future, no kids --- no kids, no future? ” 的调查报告于 3 月 16 日发表于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期刊上。 该报告对新闻报道引起的读者评论进行了定量分析。 研究人员对24名年龄在18岁到35岁之间的人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询问气候变化在他们生育决策中的作用。 年轻人担心人口过剩、资源过度消耗和气候变化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 2019年，Relman&Hickey民调显示，在18岁到29岁的美国人中，近38%的人认为在决定生孩子时应该考虑到气候变化。 气候环境焦虑 对于研究团队来说，了解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生育决策是了解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个人心理和情绪的一种方法。 根据这份报告，年轻一代对气候的焦虑正在上升。 Sabrina Helm说：“现在许多人的心理 健康 受到气候变化和生孩子这一不可避免的决定（焦虑）的影响。 从公共 健康 的角度来看，这个话题有意义。 一切与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人类这个更大的话题有关，是天气现象。 ”。 除了生育决定本身，许多受访者表示愤怒和沮丧，因为周围的人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担忧。 家人往往不屑于告诉他们，当他们成熟了，遇到合适的人，他们自然会改变主意，决定要孩子。 研究人员说，他们希望这一发现能为人们打破气候变化影响生育决策这一话题的禁忌提供机会，并给人们一个倾听的机会。 人口、资源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那么，有气候和环境焦虑症的年轻人怎么看待生育能力呢？ 一些年轻人认为高碳排放/高收入的人应该停止生育，许多评论员担心西方国家面临的人口风险。 他们认为，由于气候变化而拒绝生育是史无前例的。 生育是一种自然的快感体验，对人的本性和 社会 经济制度至关重要。 为了弥补媒体信息定量调查的局限性，研究人员对来自美国和新西兰的24名18——35岁具有代表性的年轻人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 由于人口过多，许多受访者认为生两个以上的孩子是有问题的，也是自私的。 有人说，他们认为收养是一种负责任的低碳选择。 重要的是很多年轻人认为，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加剧全球差距，影响公平。 调查中，对有限资源的过度消费是另一个让年轻人感到不安的因素。 他们认为未来的孩子不应该担心严重的环境退化和环境损失，也不应该担心缺水。 研究人员认为，人口过剩导致过度消费和资源枯竭，这是气候焦虑的一个方面。 年轻人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与生理和 社会 动机（家庭压力和 社会 生育需要）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不同群体的个体之间存在认同和生育的情绪并存。 年轻人忧心忡忡。 接受媒体评论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气候变化趋势无法逆转，他们对未来深感悲观。 许多人说，如果一个孩子被带到这样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他们会感到内疚， 好像他们在道德和伦理上做了错事。 对于许多有气候变化焦虑症的年轻人来说， 拒绝生育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一些受访者认为，孩子们自己会给未来带来美丽、光明和希望。 他们希望未来的孩子为扭转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生育率是 社会 发展的重要指标。 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市场短缺，给 社会 发展和 社会 保障带来压力，对养老保险制度产生负面影响。 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模式是由需求增长驱动的，低生育率、低资源密度的生活方式导致消费减少，对企业利润产生负面影响，降低经济增长。 在半结构式访谈中，受访者并未提出温室气体排放是经济系统活动的负外部性，说明“经济系统”是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许多人呼吁进行体制改革，以可持续的方式培养下一代。 报告说，在公众面前，人们对气候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争论不休，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压力也很大，如果缓解气候变化成为各国政府的优先议题，年轻人的气候焦虑情绪将得到缓解，生育预期将得到改善。 与经济和 社会 政策同样重要的是由气候和环境焦虑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采访中，许多年轻人在应对气候变化威胁时会感到相当大的情绪压力，并考虑不生孩子。 大多数受访者对自己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表示遗憾和悲伤。 随着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气候环境焦虑有望加剧现有的心理 健康 危机。 从公共卫生政策的角度看，有关方面需要大力增加精神卫生的 社会 经济资源。 尤其是对于Y一代和Z一代的年轻人（80 后到 00 后），生孩子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我国低生育率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一般来说，低于国际学术界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 2.1）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 当总生育率低于1.5时，称为“很低生育率”；当总生育率低于1.3时，称为“很低生育率”。 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2017年至2019年，我国生育率小幅上升，下降趋势得到扭转。 不仅如此，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这一统计数据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随着二胎积累效应最终消退，估计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将迅速下降到1.2的低水平，远低于欧美，明显低于日本，而韩国是世界最低水平，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 一般来说，目前我国人口处于“很低生育率”和“很低生育率”之间。 如调查报告所述，生育率下降的最直接影响是老龄化和 社会 结构的变化。 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从2005年的10.45%上升到2019年的18.1%，这意味着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54亿，超过0——15岁的人口规模。 在人口发展的关键转折点上，探讨影响青少年生育决策的因素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除了经济地位、 社会 福利等传统因素外，气候与环境焦虑已成为最新的研究视角，对公共政策走向具有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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